[108]《大学问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二十六。

恰在这时，日本国宰相、水户邦邦侯德川光国闻朱之瑜之名，派小宅生顺到长崎接谈。朱之瑜不仅认为行是知的基础，而且认为行是知的目的，知是为了指导行的。

他比较关心社会，不求功名利禄。他说： 贤者受其清，愚者受其浊，儒者固有是说，不足异也。[3] 今井弘济·安积觉：《舜水先生行实》。社会经济凋蔽，政治极端黑暗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。他又说：彼百姓者，分而听之则愚，合而听之则神，其心既变，川决山崩。

生当民族危难之秋，保持了海外赤子之心。他还通过总结明亡的经验，提出过一些进步的社会改革主张，其中含有某些民主主义的因素，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。另一方面，王守仁所谓体，又是虚灵明觉之体。

他说：精一之精以理言，精神之精以气言。王守仁就是这一心学体系的完成者。王夫之批评他销行以归知是很有道理的。有人又问：天地鬼神万物千古常在，如何没有我的灵明便具无了？他回答说：今看死的人，他这些精灵游散了，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？[62] 王守仁把灵明之心说成是天地万物主宰，主要是说，没有我的灵明就无法知道天之高、地之深。

他的体用一源说还有另一面，即以用为体。[152]《答邓明府》，《焚书》卷一。

心、性、命说法不同，其实都是一心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把好好色、恶恶臭等一类意识活动也叫作行。才说气即是性，即已落在一边，不是性之本原矣。朱熹很重视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，由此上升到一般。

后以原官改升南京鸿胪卿，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，镇压过农民起义，后平定宸濠之乱，升南京兵部尚书。讲之以身心，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。[140]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。[15] 这也不能认为是表面文章。

[16] 他并没有说，朱熹认定心理为二，但朱熹的说法不直接明白，不够彻底，因此，容易引起心理为二之弊。一念发动有不善即能克去，这就是物格，因此，功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，此即诚意之事[109]。

这种批判在当时是有用意的。总之，良知既是认识来源，又是认识标准。

这反映了封建社会衰落时期，地主阶级思想家对新生事物的惧怕心理，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为挽救封建社会的衰败所费的苦心。[142]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。[98] 既然良知是一切知识的来源，所谓认识，也就只能是认识理心中之良知，也就是认识自己。王守仁把明德亲民说成一物，是从万物皆吾一体的心学观点出发的。心才是真正的主体，也是本体。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，就是要人在源头上用功。

人的需要是一种意识活动，也就是行的开始，但要真正取得知识，还要在实行之后。在解决朱熹知行说的矛盾当中，他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并进合一说。

但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，如果就其实质而言，他把天理变成人心所固有，因而更加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

[85] 它是一种自觉的认识，是最高的真理，是非之心人人皆有，当下自足，原无欠缺，不假外求。又不能无疑则有思，思即是学，即是行。

无所不能，只是能个天理。意思是，知行互相依存，不可分离。良知本来就是当下具足，不须假借，这一点同朱熹有所不同。他又说：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，在性为善，因所指而异其名，实皆吾之心也。

这里所谓寂，未必指寂灭，可能指寂然不动。[57]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。

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。[87] 这就是说，圣人、众人之分，只是有无障蔽，其本体之知则无不同，圣人并不多一些，众人也不少一些。

他的知行合一说，就是对病的药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，比如精金之所以为精，成色足而无铜铝之杂。

王守仁看出了这一点，他的贡献就在于指出了朱熹哲学的这个矛盾，纠正了朱熹哲学支离决裂之病，在这一点上，说王守仁继承了儒家孔孟以来的正统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并没有说，天地万物从此便不存在。就像一两之金比万镒之金，分两虽悬绝，但只要足色就可以无愧。他说：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，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。

因此，知行虽有辩证统一的一面，但都是主体之内的活动。[75]《答舒国用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五。

明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，王阳明三十四岁，在京师始授徒讲学，学者目以为立异好名，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，一见定交，共以倡明圣学为事。[96]《传习录中·答罗整庵少宰书》。

因此，心与天地一体，更无内外。但这一思想首先由王畿揭出，并作了进一步发展，这也是事实。

(责任编辑：高护文)